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启蒙思想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传到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宣传启蒙思想，尤其是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建立中华民国提供了理论依据，《临时约法》也是借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权宣言》而制定的，推动中国社会变革。
1856到1860年与英法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1856年英法借口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美俄以调停为名成为英法的帮凶。1858年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公使驻京，十口通商，鸦片贸易合法化及赔款等。1860年签订《北京条约》割九龙司地方一区给英国，增开天津为高阜，增加赔款等。
伏尔泰高度评价赞赏中国文化，但他的解读有美化的成分，有失偏颇，其目的在于借解读中国文化来宣传其改造法国社会的启蒙思想。
伏尔泰高度评价赞赏中国文化。在《风俗论》中他认为：“如果说曾经有过一个国家，在那里人们的生命、名誉和财产受到法律保护，那就是中华帝国。”在伏尔泰眼中，中国有开明的政治，“文官被称为父母官，而帝王则是一国的君父”；中国有完备的体制，“一切都由一级从属一级的衙门来裁决，官员必须经过好几次严格的考试才被录用”；中国有完善的法律，“在那里人们的生命、名誉和财产受到法律保护”;中国有良好的道德，“儿女孝敬父亲是国家的基础”；中国有先贤的宗教，“孔子只是以道德谆谆告诫人，而不宣扬什么奥义。”
但是伏尔泰对中国的解读有美化的成分，有失偏颇。“官员必须经过好几次严格的考试才被录用”,但是考试的内容只是狭隘的儒家经典，考试的方式只是僵化的八股取士。“儿女孝敬父亲是国家的基础”，但是，为了维护伦理纲常已经到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程度，严重的损害个人正当的权益。“世界上曾有过的最幸福、最可敬的时代，就是奉行孔子的律法的时代”，但是皇权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仍然是人治而非法治。他认为中国并非是专制制度并不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
伏尔泰解读中国文化目的在于宣传其改造法国社会的启蒙思想。赞扬中国政治开明、完备的体制是因为他倡导开明君主制，宣扬政治改良。赞扬良好的道德、完善的法律是为了宣扬自由平等、依法治国。赞赏先贤宗教是倡导宗教宽容。这一切均是针对当时法国君主专制、等级森严、教会权威的社会现状而提出的。
伏尔泰对中国文化的解读寄托的是他顺应资本主义时代渴望建立合乎理性的社会与国家的理想与追求。